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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1月6日，习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强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要锚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分步骤、分阶段构建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经党中央批准，海南自由贸易港已于2025年12月18日正式封关运作，封关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将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软实力。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特别授权立法。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其中第10条明确授权海南可以在遵循宪法规定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前提下，就贸易、投资及相关管理活动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并明确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拥有变通适用上位法律、行政法规的权限。2023年3月13日，修订后的立法法第84条确认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特别立法授权定位。作为全国人大特别授权的立法形式，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权定位高于经济特区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投资、贸易等事项进行单独立法。其立法变通适用的范围也远超经济特区变通立法范围，可以对涉及法律保留事项或者应当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进行变通立法。海南可充分利用这一立法权，在投资、贸易、金融、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直接转化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体系的高效衔接。

　　海南经济特区的经济管理事项变通立法。根据1988年全国人大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国家有关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制定法规，在海南经济特区实施。根据立法法第84条的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决定，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与一般地方性立法相比，经济特区变通立法有其特殊性。经济特区在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在经济管理事项上对已有相关立法的具体规定作出变通。截至2025年9月，海南现行有效的经济特区法规共37部，这些经济特区法规中已经部分转化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未来，海南自由港在涉及经济管理事项立法时，可充分利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在相关领域转化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海南省级层面的一般事项立法。根据立法法第80条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根据立法法第82条规定，除第11条中规定的立法绝对保留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在涉及适用变通立法时，都需要报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备案审核，备案审核周期通常长于省级地方立法。因此，在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转化为海南地方性法规时，需有选择地运用。转化事项涉及需要变通上位法律、行政法规的，优先运用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权和经济特区立法权；无需变通上位法律、行政法规的，则适用海南地方立法权。

　　规则差异性与本土化的矛盾。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简单修改，更是一场涉及法律体系、监管模式、政府职能、市场生态、风险防控等多层面的系统性、深层次制度变迁。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CPTPP”）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强调全面市场准入与高标准保护，要求国有企业遵循竞争中立原则、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等，这与国内现行法规相冲突。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规则本土化是海南面临的首要挑战。目前，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转化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路径尚不清晰，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框架下，协调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国内法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系。例如，CPTPP要求对非个人信息出境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而数据安全法规定重要数据出境需经安全评估，二者在监管标准上存在差别。全国人大特别授权海南拥有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权，在投资、贸易等领域可以对上位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变通立法，但对变通上位法的立法范围以及备案审查的程序性机制的规定尚不明确。这使得海南在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进行创新性立法时会遇到备案审查的程序性机制难题，这就导致部分创新性立法条款设置保守，难以满足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要求。

　　监管能力与风险防控的失衡。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要求成员国内部法规政策保持高度透明、一致和可预期，限制可能导致贸易投资扭曲的非商业性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地方政府运用产业政策、补贴等手段扶持特定产业或企业的传统政策空间。在监管方式上，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要求建立智能监管体系，海南监管当前以人工审查为主，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监管场景中的应用尚不够充分，监管效能仍有提升空间。在风险防控上，海南自由贸易港风险预警机制目前仍处于完善阶段，尚未建立跨境数据流动、服务业开放等领域的风险预警系统，对潜在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有待加强。例如，在金融领域，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相应的监测与预警工具仍需进一步健全。在应急响应上，海南自由贸易港应急响应机制对比国际自由贸易港仍存在优化空间，应急响应流程偏繁琐，部门协同需进一步提升，需加快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提升快速响应能力。

　　外部环境动态性与不确定性的难题。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并非静态文本，而是处于动态演进中。CPTPP面临扩容与条款审议，数字贸易、绿色低碳等新议题规则快速迭代。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必须具有高度前瞻性和灵活性，能够及时响应规则变化。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经贸规则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工具。同时某些高标准规则背后可能嵌入了特定的价值理念和地缘政治意图，海南在衔接这些规则时，需具备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战略判断力，在汲取有益成分的同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避免陷入规则陷阱。同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上仍需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需加快建立独立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以更好满足高水平开放下跨境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

　　促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转化。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涉外法治建设，应在运用既有规则维护我国权益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前瞻性布局，主动参与并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构建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转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度创新路径。一是规则解析。对国际条约、多边协定进行系统性解构，如对CPTPP数字贸易条款的技术标准进行拆解。二是动态校准。基于本土实践需求调整国际规则实施路径，如建立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效性认定机制。三是双向输出。通过“软法共建”模式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如“一带一路”争议解决规则创新。

　　国际上成熟的自由贸易港通常具备以下核心功能：一是风险隔离功能，通过在特定区域进行开放压力测试，有效控制新规则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制度创新功能，依托“先行先试”探索监管模式、法律体系、管理制度创新，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三是要素集聚功能，凭借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聚集，推动产业升级。新加坡、迪拜、我国香港地区等国际知名自贸港的成功，本质上是其成功对接并内化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形成自身制度竞争力的结果。海南自由贸易港拥有全岛3.54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腹地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特殊海关监管制度，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在建设国际一流的法治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加快推进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衔接与转化。

　　构建制度型开放的双向驱动机制。新一代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呈现出从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深度拓展。首先，市场准入水平更高。货物贸易趋向零关税全覆盖，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投资领域强调准入前国民待遇。其次，规则覆盖面更广。在传统贸易投资规则基础上，深度嵌入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新议题。最后，约束力与执行力更强。强调规则的精确性、可操作性及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对成员国的国内监管体系、政策透明度、司法公正性提出更高要求。

　　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在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时，必须着力构建制度型开放的双向驱动机制。首先，推动实现市场准入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目标，系统衔接CPTPP关于关税逐步降至零的相关要求，以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DEPA”）在数字身份认证、电子发票等领域的互认互通规则，同时对标CPTPP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领域不得提供非商业性补贴的相关规范。其次，推动监管政策向中立化、透明化、可预测化方向发展，系统衔接CPTPP和DEPA中关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内外资一体保护规则，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中的外商咨询沟通机制。最后，构建数据流动的高标准规则体系，系统衔接DEPA中数据自由流动规则，除国家安全等法定特殊情形外，允许数据资产的跨境自由流动。

　　建设分层分类的法规衔接优化体系。当前全球经贸规则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CPTPP、DEPA等协定引领着规则演进方向。海南自贸港建设需通过分层分类的法规衔接，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深度对接，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提供实践样本。首先是基础层面的法规衔接，主要关注货物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等基础性领域。通过修订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核心法律，以及制定封关后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等配套法规，实现基础层法规与CPTPP中投资自由、贸易便利规则的衔接。其次是核心层面的法规衔接，重点围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核心领域展开。通过制定鼓励促进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发展的配套法规，推动核心层法规与DEPA规则中的数字贸易、数据跨境交易规则的衔接。最后是拓展层面的法规衔接，主要面向环境产品、知识产权等拓展领域。通过制定环境产品、知识产权领域的法规，推动拓展层法规与CPTPP中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相对接，推动绿色贸易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集成创新。

　　强化监管合规与风险防控的预警系统。以CPTPP、DEPA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代表着全球贸易规则的演进方向，对监管合规与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通过强化预警系统，有效应对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差异可能导致的规则冲突和执行困难问题。海南应充分利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权，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条例》，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资产交易、数据本地化存储、数据风险防控等方面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监管合规与风险防控预警数字平台，实现数据采集、分析研判、预警发布、处置反馈的全流程闭环管理。积极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监管合规与风险防控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例如，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安全和可追溯。此外，还应加强区域监管协同与国际合作，扩大预警系统的影响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开展监管协同，共享监管合规与风险防控的经验和资源要素。同时加强与中国香港、新加坡、阿联酋迪拜等国际知名自贸港及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提升海南自贸港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